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思考

2020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点。一月中，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体发生的冲突刚刚暂告一段落还未缓解时，就暴发了堪称世纪瘟疫的新冠肺炎疫情。半年多时间过去，全球累计感染人数已超一千七百万，死亡人数已过60万，前所未有。而且疫情袭来，还引爆了一些国家长期潜藏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由疫情引发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的是，中美两个大国没有因为世纪瘟疫而携手抗击，相反在美方的一意孤行之下原有冲突反而升级。中国入夏之后，长江流域降雨量多、汛情严重，其流量也已经超过1998年。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多重因素影响下，有些国外机构以及个人认为中国经济表现不佳，似乎2020年中国经济不行了。这其实是不对的。经过上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暂停，下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重启并超出预期是大概率事件。

重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重启中国经济增长，首先需要进行客观条件分析，不能仅仅凭主观愿望行事。现在有些情况还不明朗，如治愈病毒的疫苗还没有投入使用，各国疫情应对还没有出现根本性转机，国际经济受疫情打击恢复的时机尚未到来，疫情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冲击还在持续。因此只能对现有各种条件做小心谨慎地分析和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能够恢复增长的有利条件是：第一，疫情大大缓解。中国是疫情最早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现在看，中国应对疫情策略适当，措施有力，管控有效。经过北京第二波疫情的高效控制证明，无论有无疫苗，中国都已经做好了与疫情长期相处有效防控的心理适应、制度调适和物资准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场未知的灾害突如其来时，人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但是随着对灾害的了解及有效应对之后，人们就见怪不怪，可以与其相安共处了。第二，制度性优势开始充分显现。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应对中美贸易战，或者是应对长江洪水，中国经历70年打造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真正持续发挥功能性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依然严峻，西方政要提出的所谓群体免疫实际上是一个遁词，缺乏像中国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应对才是根本。第三，美对华极限施压效果暂时有限。历史上，美国对威胁过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英国、苏联、日本都采取过极限施压手段，逼其就范。但是对付中国这样的新兴、独立、自主的经济大国，美国自身力量不足，何况“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贸易战发生两年多来，中美之间贸易总额虽有所减少，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中方顺差或美方逆差的贸易格局未变。第四，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没有出现逆转。中国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在2020年发生逆转，相反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还在不断扩大深化。中国政府采取的进一步降低关税、放宽外资进入市场限制和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举措，都获得了积极评价和效果。尽管在此次疫情暴发和应对过程中，部分西方国家与中国发生了尖锐的观点对撞，而且西方部分社会政要和知识精英阻扰中国经济崛起的企图一直就没有停过，面对此次中外应对疫情效果的巨大反差，这些集体焦虑感更加强化，但是从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崛起所持的肯定性态度没有发生逆转，在与中方合作应对疫情方面的行动还加强了。外资还在继续进入中国股市和产业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再次成为走出世纪疫情及经济危机的引擎。

当然，中国经济恢复增长也有一些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首先，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还在进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我国“三新”（新经济、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占GDP比重还只有16.3%。这个比重反映了新旧动能转换总体规模和成效，虽然逐年有所提高，但显然还没有实现二八结构性突破。2020年需要继续推进五年前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疫情之后，要把损失夺回来的想法会从基层到高层、从群众到干部、从个人到机构蔓延开来，对于继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工作部署会造成一定影响。回想2003年年中“非典”控制之后，下半年经济就开始发热，一直烧到2004年上半年，其中热得最快的就是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这使得本来从2002年开始推进的经济结构升级部署被耽搁下来。其次，疫情没有完全消失增加了恢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据医学专家预测，在没有获得新冠病毒疫苗的前提下，疫情还会卷土重来，形成第二波第三波冲击。而疫苗研发最终结果最早也要等到2021年上半年。这样对2020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恢复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6月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生新的疫情之后，北京市立即升级防控措施，经济刚刚恢复半个月又暂停一个月，同时迅速波及全国。如果此后再有类似体量的城市发生二次疫情，全国经济将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恢复不可能顺利推进。当然，各地政府可以灵活应对，因地制宜，但是这种碎片式的增长恢复不具有整体性意义，尤其是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比较紧密和绵长的领域，情况会更加凸显。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外因素也是比较严峻的。首先，中美贸易战已经升级到科技战、人才战、金融战和外交战。美国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激化中美之间矛盾的措施，而中方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适当回击。可是美方还在朝着激化冲突的方向突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趋势。保守预测中美之间的各种冲突可能不会降温，能够保持在目前温度上就相当不错了。中美经贸关系密切度已经比两年前有所下降，目前仍然还是列为各自经贸和投资伙伴的前十位。因此如果这个关系得不到缓和，国内经济增长尤其是与其关联的增长日子就不会好过。目前中美经贸关系还没有走入死胡同，美方部分反华分子提出的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设想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交织格局下还很难实现，但是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和部分高端产业的贸易、投资和合作脱钩是极有可能的。对此应当不抱幻想，应早预期早准备。

其次，原来的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中断的可能。世界疫情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性，不仅有工作岗位转移、环境污染转移、资金转移、人口转移、贫富加剧这些已经看到的问题，还有过度依赖全球高度分工体系造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被动性与脆弱性问题。世界上的路都是平的，所有人都可以上路；然而当疫情危机来临时，世界的路就都不让人上了，人们就只能退回到各自的社区去自保，退回到开始的模样。疫情过后，全球化趋势还会继续，因为世界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比失去的还是多得多，何况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始终是市场力量、跨国公司而非各国政府。所以大家想到的还是要进一步升级全球化而非降级全球化。然而这个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或许对中国不利。在世界并非是平的情况下，建立灵活富有弹性和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必须的。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国变成了制造大国，各国约有50%—80%的制造品依赖于中国生产订单。因此，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大概是疫情之后的共同选项。这个想法并不单单出于美国政府的政治游说，也来自于各个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出于经济多样性和合理性的考虑。中国无法阻止这个想法的产生，唯有应对这个可能去中国化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因此，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兼顾国内外的环境变化，需要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的考虑，保障中国经济增长行稳致远。

重启经济增长要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循环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强调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兼顾关系搞好平衡。这是一种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思想。前不久，党中央提出实现“双循环”的想法，具有特殊意义。所谓经济“双循环”是指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之间有机联系的交互联系与沟通，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关系平衡的新意境。在过去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较好地实现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内外平衡，取得积极成效。现在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将开启，我们需要通过“双循环”争取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再平衡。

就外部循环而言，首先，维护和改进以WTO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平台，是疫情之后要做好的事情。中国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虽然经历国内2003年“非典”冲击和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但是依靠自身经济优势和国际合作，一路前行，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黄金岁月。十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了，但是依然在世界经济体中居于增长前列。这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红利，中国当然要积极推进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可以说，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结为了命运共同体。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后个别国家出现了去中国化的声音，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利益权衡，中国应该作出自身调整的要及时调整，该继续开放的需要继续开放。同时积极参与WTO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机制改革，并将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从经济共同体提升到安全共同体、健康共同体、卫生共同体、环境共同体的新高度。与经济全球化结伴而行是基本点。

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于狭隘的民粹主义和阴暗的冷战思维理由，美国正在成为阻止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反对力量。它企图纠集起西方发达国家依照对付苏联的办法来阻止中国经济增长。2020年的情势已经将美国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意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美国这个打算是会落空的。其一，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力量，其中关键的力量是跨国企业和全世界的消费者。美国政府设置的种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栅栏都可以被市场力量所消融和化解。其二，世界经济联系已经极其广泛而深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格局。除非是世界经济格局大洗牌重组，否则一些技术性、战术性手段是难以割断彼此之间的联系的。其三，经济全球化给几乎所有国家和人们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利益好处，中国固然是受益方，然而其他各方包括美方在内也是受益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会超越意识形态，过去是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合作交往的基础，今天依然也是与社会主义中国合作交往的基础。美国当下对外咄咄逼人，对内防控疫情无能的政府会随着正常的政党轮替下台，中国完全可以以静制动。

其次，“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2013年提出，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运营，短短7年时间，认同并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及地区已经远远超出预想。“一带一路”平台搭建起来之后，取得许多成就，如中欧班列、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的工业园和大型项目建设。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内外始终存在着误解，甚至污名化。其实，“一带一路”开行之初，就定“五通”（政策通、设施通、贸易通、资金通、民心通）为平台建设核心。“五通”符合参与各方的想法和利益。只要好好按照这“五通”去做，循环应该是越做越好，路子应该是越走越宽。退一万步说，在WTO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平台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区域化平台继续寻求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

保持国内经济自身良性循环的战略性思路和方向

就国内重启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而言，相关政府机构已经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上万亿元“新基建”规划，上千亿元企业减税措施，上百亿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上百万人就业安置安排措施，此外还有大量对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援助，不一而足。然而，这些举措只是短期性的、临时性的，重点是在刺激需求。从战略层面考虑，恢复经济增长不能仅靠短期刺激，还需要着眼于中长期部署。保持国内经济自身良性循环是比恢复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任务。如果总体性部署考虑不周，短期投出去的巨量资金也会效果甚微。目前需要讨论和认识如下战略性思路和方向：

其一，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自身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了最初始的全球分工体系，以“三来一补”的方式换回了宝贵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之后通过积累和复制技术知识，中国开始建立起相对完整但是等级不高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中美贸易战之初，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固然显示出信心与优势，但是尖端产业技术和高端供应链被卡在美方手里的残酷现实，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的软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美贸易冲突是中方不希望发生的坏事，但是既然发生了，一定要把坏事变成好事，那就是针对暴露出来的短板赶紧补齐。疫情暴发之后，此事的急迫性更加突出。此外，按照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设想，所谓高中低端产业和上中下游供应链都是必须拥有的。对于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及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低端产业要想办法或召回或重建或建立备用线。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重点在两头：一头是高端产业中的尖端产业，一头是正在国土上消失的低端产业。笔者认为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点要从这里入手。重新恢复和发展低端产业或许会招来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要从大局出发来思考问题。此外，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应当与这个任务相冲突。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并不属于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短板，没有必要又大规模卷土重来。

其二，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但是区域经济分布不均衡。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注意打破这种不均衡的区域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中期特别是在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二步之后，国家通过推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但是区域经济不协调的状况是地理区位、资源不合理分布和开发不合理而长期造成的问题，需要长期坚持逐步缩小和改变。目前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20年，已经告一段落。在此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体系和中心城市建设等硬件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深度开发尚未完成，西部城市群尚未形成，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商流、人流、物流还在继续单向流到沿海。因此笔者认为，制定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可以作为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的切入点，重启经济增长从重启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工程开始。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工程需要更高站位和格局，建设美丽大西部、发达大西部、幸福大西部、开放大西部。西部再开发的重点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让资金流、商流、人流、物流从沿海发达地区反向流动到西部。

其三，努力建设高质量的价值链。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未必能够形成高质量的价值链。这与分工体系以及产出效率有关。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长期占据价值链中低端，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高度附加值被别的国家拿走。建设更高的价值链需要在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基础上做起，但是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一个西部农民通过跨境电商就可以卖出自己种植的优质苹果，稳赚高出国内市场好几倍的收入，这就表明虽然人在产业链的低端（林果业），但是能获得在价值链上的高端收入（高于农业同行收入）。建设高质量的价值链，可以加速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培育经济竞争力。

其四，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体系。疫情的暴发显示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疫情打击最重的是实体经济，克服疫情最关键的是实体经济，恢复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才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对虚实两种经济体之间关系的认知和政策调整早在疫情前就开始了，然而认知断断续续，有不同声音常常出来干扰。藉此疫情之后重启经济增长之机，应当下决心将脱实向虚的趋势扭转过来。虚实经济体关系失衡的关键是虚拟经济像吸血鬼那样吸走或稀薄了实体经济的利润，是利益扭曲的问题。因此重构虚实经济体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构建良性循环的关键。

其五，构建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循环体系。此次疫情初期暴露出疫情预警系统失灵、防疫物资准备不足、人员责任不到位、应对机制包括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有些问题在2003年“非典”疫情初期同样出现过，这说明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完善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和循环体系。现代化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相辅相成的，推进社会进步就是在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在充分肯定防控疫情成功经验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解决问题，人类总是在失误中寻找到开门钥匙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