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世界经济已经迈入全面衰退期

世界经济已经迈入全面衰退期——高度重视极端情形的出现 

当前大家都在热议全球股市的下挫是否会引发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而导致世界陷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即使不考虑疫情进一步蔓延带来的进一步金融和经济的大动荡，世界经济也已经迈入全面的衰退期。核心原因有四条：疫情已经使中国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全球各类先行参数创历史新低已经说明各类需求出现了急剧收缩，特别是全球PMI指数的急剧下滑；全球接近30%的股市大动荡引起的投资下滑和需求收缩基本耗尽了去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基础；多数计量模型的测算已经表明当前世界经济增速已经步入负增长区间。

例如OECD团队3月初在4个假定基础上对疫情产生的世界经济冲击进行了计量：一是假定其他国家不采取中国的管控模式，只是旅游进行限制；二是假定全球股市在2020年的9个月中下降20%；三是假定投资风险贴水提高50个基点；四是假定东亚经济圈私人消费减少2%。其计量结果是：全球经济一季度下降0.8个百分点，二季度下降1.61个百分点，三季度下降1.75个百分点，四季度下降1.59个百分点。

事实上，OECD团队对世界疫情扩散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低估，一是大部分疫情国家不仅开始限制旅游活动，而且开始全面限制人员聚会和流动；二是全球股市不仅出现急速下滑，而且在短短两周之内已经下滑了接近30%；三是中国和东亚经济圈的消费下滑不只几个百分点，而是超过了10%，区域消费萎缩已经在全球蔓延。因此，目前的状况应当比OECD团队假设的最为极端的状况还要严峻。

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分析局已经开始计划宣布美国经济已经步入衰退期。摩根大通团队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将萎缩14%，美国银行和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将萎缩12%，而高盛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将萎缩24%。

欧洲很多国家在去年四季度0增长徘徊的局面已经全面改变，深受疫情冲击的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各类参数也表明已经在一季度进入负增长区域，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衰退已经无法扭转。

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对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传统认识，意识到即使没有金融海啸，即使目前股市波动幅度不足以导致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当前百年未有的疫情冲击下，经济循环停滞也会带来经济快速衰退。

世界经济衰退的幅度和路径也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在认识和政策上做出再调整

正如一般宏观经济政策原理所讲，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底线管理是关键，必须就最坏的情形做最充分的准备，从而引导经济主体在预期稳定中走出不确定性的困境。

全球疫情大流行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全球疫情是否会在高温天气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中戛然而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各国管控模式是否在疫情进一步发展中全面转向全面管控的“中国模式”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世界经济衰退的幅度和路径也具有不确定性。

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在认识和政策上做出再调整：

一是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即使不出现大的金融海啸也已经步入全面衰退的困境之中，当前世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衰退的模式，我们在疫后经济恢复阶段必须将政策的重点逐步从复工复产转向超级外部冲击，而不能简单将视野锁定于世界股票市场的动荡之上。

二是必须认识到世界疫情刚刚步入加速期，其扩张和拐点还远远没有到来，即使美国和英国的疫情治理模式不变，以国为界的人流管制必定全面出现，全球经济也会出现短期的休克停摆效应。全球经济短期休克停摆带来的冲击使我们当前制定的“稳外贸”“稳外资”以及“稳定外贸基本盘”政策面临重大挑战。

三是必须高度认识到英美政治决策的规律，在疫情全面蔓延和民意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政治家必定会屈服于“疫情管控”，从而导致疫情管控模式向全面管控模式转型，这将加速全球经济社会休克停摆效应的出现，其强度将超越一般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

四是一旦全球经济的“休克停摆效应”出现，全球金融市场的超级崩溃必然出现。因此，我们对于全球金融演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疫情演变的基础上，全球疫情蔓延产生的外生冲击将是世界金融体系无法承受之重，常规金融风险的分析方法难以认识这种冲击的特性。

五是我们必须提前布局，应对4-6月全球疫情变化和经济金融变化对我们在恢复期产生的超级冲击。当前立足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或小幅收缩的政策预案必定不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超级外部冲击：

以内需对冲外部冲击的规模必须足够充分，常规扩张可能难以应对百年未有的经济大变化和疫情冲击。因此前期所讨论的财政政策定位和货币政策定位需要提前再定位——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要局限于赤字率3%的约束，同时也不要局限于前期学界讨论的3.5%的约束，货币政策必须对冲经济收缩和流动性收缩，稳健货币政策必须全面调整；

供应链冲击将对我们“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主体和行业带来短期休克式冲击，在复工复产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些行业的变化，要避免这些行业在行政性扶持下全面复产之后遭受外部的超级冲击；

休克停摆效应很可能导致各国民粹思想和保护主义更为严重，如何防止这种超级冲击加速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快速外迁和替代，防止西方国家借助疫情加速经济脱钩和技术脱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期政策要点；

短期内，我们在全球的金融布局应当更为审慎，但在超级冲击之后，却是我们全面布局的一个战略时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